在上海初识凤子时，我讲了我早些时候的生活，她对我在纽约当律师的时候曾经代表青年戏剧工作者这件事很感兴趣。她本人曾经在舞台上和银幕上当过20年的演员。后来她当过新闻记者——中国第一个女战地记者。
我知道一点中文的句子结构，但是掌握的词汇很不够。她令我吃惊的是词汇量很大，对英语的时态和语法有高度创造性和独到的见解。我们每星期三下午在她的住处见面，一小时中文交换一小时英语。
她当时处于左翼力量的影响之下，她编辑的杂志就是由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指导的。
关于她自己，她说她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叛逆者。巴金的小说《家》和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上了中学、大学，成了一名职业演员和新闻记者。她还和一个年轻的教授离了婚，因为他所期望于她的主要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凤子说：“我绝不当中国的娜拉。”
我们还和一些中国朋友相聚，有时用我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延安的广播。
1948年我33岁。中国使我着迷，是我想要留下来的地方。
凤子和我在1948年5月16日结婚。
我有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中国妻子，一个以北京青少年特有的见识使我心满意足的中国女儿，我有一个家。我感到在北京我能够比在美国做更多有益的、令人满意的工作，我决定永久留下来。1963年我加入了中国籍。
1983年3月，中央决定邀请大约12名成为中国公民的外国人参加政协，我是其中之一。
1995年12月23日，我的工作单位外文出版局为庆祝我80岁生日举行了午餐会，我特别赞颂了两个已经去世的亲密朋友——司徒慧敏和马海德。“我最感谢的那个人，”我说：“她还住在医院里，刚开过刀。我讲的是我的爱人凤子。”
她当时病得很厉害，肾功能衰竭和尿毒症折磨着她。我说：“凤子在我的文学翻译中，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国际活动中，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说，“她使我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我深深地感激她。”
但我那时不知道，她永远不会回家来了。1996年1月21日，她在医院里安静地去世，享年83岁。
我发现了她写于1993年10月的作品《迎接金婚——八十自述》。在文章中，她说：“我们爱过，怨过，只有今天似乎才有所相知。才相互了解彼此的为人、脾性、喜怒哀乐。漫长的岁月，战争，‘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人的性情有时几乎被扭曲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才发现彼此的长处和弱点。”
她对我们将近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的总结基本上是准确的、真实的。
在我们婚后所有这些年的生活中，在她这部回忆录之前的任何文章中，她从来没有提到过我。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在回忆录中好像是打开了防洪闸，她的爱和赞美一下倾泻了出来，我非常为之感动。
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我的中国》沙博理著 宋蜀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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